本文献给全国劳动者，祝全体打工人忘却烦恼，痛并快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行列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他不是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却被称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他不是扛枪杀敌的指挥员，却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礼遇。他从一名被俘的国民党中尉一步步成长为开国中将，靠的不是枪法，而是一门当时红军最缺乏的技术——无线电通信。他就是王诤，被我军誉为“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的传奇将领。

基本生平

王诤，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幼年就读私塾，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1928年，他先后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和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系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调至第十八师张辉瓒部担任中尉报务员。

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同时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章。在177名开国中将中，王诤是唯一一位以技术专家身份跻身将帅行列的高级将领，也是唯一入选《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据传，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曾亲笔在授衔名单上批示：“王诤同志应授中将衔。此人虽不掌兵作战，但所创事业之功，不亚于一个兵团。”

红军时期：从俘虏到开山鼻祖

改变王诤命运的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部活捉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人员中包括吴人鉴（即王诤）等16名电台工作人员。被俘之初，王诤对红军怀有戒心。但朱德总司令亲自与他谈话，向他讲解红军的宗旨和政策，热情鼓励他留下来参加革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感受和思考，王诤决定改名参加红军——取“诤”字为名，寓意直言敢谏、忠诚正直。

毛泽东和朱德如获至宝。1931年1月，两人亲自任命王诤为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队长，标志着我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正式建立。王诤用“半部电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首次展露惊人才能——他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密码，获取大量敌军调动情报，为红军作战提供了关键信息支撑。

此后，王诤的职务不断提升：先后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兼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并于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电台设备也丢失了不少。王诤带领通信分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仅存的几部电台日夜值守，保证了遵义会议前后中央与各部队的联系。过草地期间，电台的蓄电池已耗尽，王诤带领技术人员用土法制作手摇发电机，由战士们轮流摇动发电，保证了中央与各部队的联络不间断。

秘辛：恢复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

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没了密码本，一直没有能够同红二、六军团直接联系上。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将“恢复与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战略性任务，交给了王诤。王诤带领电台人员日夜不间断地守听，终于在1936年1月27日深夜迎来了转机。王诤的电台捕捉到了红二、六军团正在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发报的信号。当对方一份长达800字的电报发到一半（约400字）时，红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停10分钟。王诤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间隙，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红二、六军团的值班报务员发现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不对，警觉地问：“你是何台？”王诤用明语回答：“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知非上机后，双方终于成功建立了直接联系。虽然联系沟通上了，但是因为没有密码本，所以还是不能进行机要通信。

秘辛：掌握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

王诤破译的电报不仅是军事作战情报，还包括国民党军政高层之间的内部通信。通过这些“截获”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得以准确判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动态，从而制定出针对性战略。最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后，王诤截获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关于“剿共”分歧的电报，中央据此制定了争取东北军抗日的统战策略。这项工作在当时被视为最高机密，王诤本人从不提及。

抗战时期：延安的“千里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三局（通信联络局）局长，并于1940年起兼任三局政治委员。这一时期，日军对八路军根据地的通信干扰和破坏手段极其严密，如何保障党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无障碍通信成为他日夜思考的难题。他制定了建立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中心基地的重要决策。王诤创造性地提出分层通信方案：在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建立无线电中继站，形成覆盖华北、华中的通信网络。与此同时，王诤还三次出任通信学校校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从零起步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通信骨干，到抗战结束时，通信学校已培养出2000多名合格的通信技术人才。此外，王诤还负责筹建了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1940年底开播时，毛泽东曾亲笔题词：“用无线电为人民大众服务！”

为避免泄露军情，王诤创立了我军无线电通信语言学与报务方法，还创办了通信部门自己的刊物《通信战士》。在该刊物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为其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右一

秘辛：李白的老师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主人公原形就是我党在情报战线的著名烈士李白。但鲜为人知的是，李白是王诤的得意门生。李白，1931年被推荐到中央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因刻苦机灵，被王诤指定为班长。在教学过程中，王诤对他多加指导，精心培养，半年后，即成为报务技术出众的无线电人才。李白在长征途中，因表现突出，曾担任红五军团十三军的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10月，在延安裴庄军委三局驻地，王诤找李白谈话，表示经周恩来副主席同意，组织上准备派他到西安、南京、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而且他这个电台，是中央领导亲自掌握的级别很高的秘密台，在延安总台，相对应的收报员是秦岩同志（王诤的爱人）。李白从此像一把钢刀插到敌人的心脏中去。

秘辛：知错就改

1942年，延安三局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由于王诤的疏忽和追责不力，一份重要电报延误发送，险些酿成严重后果。毛泽东得知后非常震怒，批评道：“电台工作到了岂有此理的程度！”王诤当场做深刻检讨，主动向中央递交请求处分的报告。据身边同志回忆，此事之后，王诤变得格外严谨细致，每天深夜都要亲自检查当天所有电报的收发记录。

解放战争时期：决胜千里的“顺风耳”

解放战争时期，王诤继续担任军委三局局长，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和军委电信总局局长。

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国民党军队利用美国提供的测向设备对中共电台进行定位追踪。面对严峻威胁，王诤制定了一套天衣无缝的“三电”方案：一是“静默”——核心指挥电台尽量保持静默，只接收不发报；二是“代转”——需要发报时，由外围小电台代转，中央电台始终不发信号；三是“虚张声势”——在其他方向设立假电台，故意发射大功率信号，诱使敌人向错误方向追击。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直就在距离胡宗南部队仅几十公里的山沟里辗转，靠的就是王诤这套“灯下黑”的通信策略。

当年12月召开了通信保密会议，王诤主持拟订并发出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又编印了《关于无线电通信工作中的对敌斗争》下发各战略区。

王诤领导下的三局还处理了战略反攻阶段通讯器材的筹措与分发问题，便于各部队的通信建设可以按照编制表运行，有利促进了解放军的正规化。

在大决战期间，王诤领导三局是军委领导的重要助手，主席指挥打仗靠的就是电报，此间电报量增至月平均140万字，可以说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

秘辛：开国大典的升旗保证

1949年筹备开国大典时，王诤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幕后贡献。他亲自组织技术人员勘察设计，在天安门旗杆上安装了电动升降设备，并敷设了从城楼毛泽东主席所在位置到旗杆的连接电路。经过多次试验，开国大典当天五星红旗的电动升降得以顺利完成。这个现在看来很简单的小装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建国以后：电子工业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在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岗位上，王诤主持制定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领导了雷达、电子对抗、航天测控等领域的一系列关键项目。在他的推动下，我国电子工业从几乎为零的基础上起步，逐步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秘辛：一支钢笔

“文革”时期王诤也经历了一段波折。1968年2月，四机部的“造反派”在搜查王诤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了一支钢笔，上面刻着这么几个字：赠兄留念朱某赠。朱某原名朱道松，在延安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军委三局的副局长，做过王诤的助手。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朱道松脱离了革命队伍。解放战争后朱道松又开始为我军工作，而且1949年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1950年，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之后，朱道松又被迫撤退到了美国。这些都是核心机密，造反派对王诤进行逼供，王诤守口如瓶，直到后来在周总理的干涉下，王诤获得解放。

1972年王诤复出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四机部部长。1976年冬天，王诤被确诊患有肾癌。尽管在1977年4月进行了手术，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他曾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带着氧气袋去武汉主持电子对抗演习，甚至在病床上召开党组会议。1978年8月13日，他在因为癌症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他的追悼会由叶帅主持，王震副总理致悼词，邓小平、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

评价：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纵观王诤的一生，他的贡献无人可以替代。周恩来曾评价他是“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毛泽东多次称赞他“立了大功”。他从“半部电台”起家，建立起全军通信网络，培养了大批通信人才，为新中国的电子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俘虏到开国将帅、从通信专家到祖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王诤是技术人才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