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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

　　新西兰采矿者

　　150年前，中国人怀揣淘金梦想，远渡重洋来到新西兰开挖金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金矿发现于1860年前后，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所以当时的人们称澳洲为“新金山”。后来，金矿逐渐被开挖殆尽，有的华侨回国，有的迁居至各地从事蔬果种植业、杂货业、洗衣业。1937年抗战爆发时，居住在新西兰的华侨有三千多人。虽然人数不多，且与祖国遥隔万里，但他们在抗战时期创下了人均捐款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的佳绩，也开启了落地生根的融入过程。

　　认同：从家乡到国家

　　新西兰华侨多来自广东省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地区和广州附近的番禺、东莞、增城等县。回望历史，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从家乡出发，辗转到香港登船，然后经历二十多天艰苦的海上航行后到达新西兰。他可能先寄居在亲朋好友或同族同乡的家中，并托他们帮忙在金矿、蔬菜园、洗衣店中找到一份工作。此后，由于不会英语，他的工作、业余生活、写信汇款等，都在同乡熟人的圈子内展开。在白澳政策的种族歧视下，源于同乡之谊建立的会馆，不仅能让异国他乡的人们彼此扶持、联络感情，还能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相互帮助、共渡难关。在新西兰，东增会馆、番花会馆、四邑会馆和冈州会馆较有影响力。可以发现，这些会馆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就是以所持方言、同乡关系为认同基础。

　　新西兰格雷茅斯镇旧矿坑

　　冈州会馆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大家同仇敌忾、踊跃捐输。新西兰华侨于1937年9月召开第一次华侨救国代表大会，来自15个地区的42名华侨代表参加大会，决定将华侨联合会改组为华侨联合总会，在各地设立分支会，推行长期救国额捐。每一名华侨，若为东家则每星期捐十先令，若为工人则每星期每磅工资捐两先令。从1937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共举行了十次代表大会，商讨内容均围绕抗战爱国的主题展开。每次会议开幕时，全体肃立唱国歌，随后向当时的国旗、党旗及孙中山总理遗像鞠躬，并恭读总理遗嘱。这样的仪式氛围，表明新西兰华侨的认同感，从原先的乡土认同逐渐上升到国家认同。这与抗战爆发、民族危亡的客观局势有一定关系。

　　新西兰华侨代表第一次召开筹款会议（1937年）

　　华联总会的机关报《中国大事周刊》创刊于1937年，与整个抗战过程相始终。周刊主要刊登国内战事消息，特别是广东地区的战况，让身处海外的华侨了解祖国与家乡正在经历的战争劫难。周刊也报道新西兰华侨从事的爱国活动，如详细刊登各分支会华侨捐款“芳名录”，还列有具体捐款数额。新西兰华侨人数较少，各分支会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基本是一个熟人社会。“芳名录”的刊载，是对积极捐款者的表彰和鼓励，也是对消极抵制者的警示和鞭策。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易于形成踊跃捐款、争相爱国的局面。新西兰华侨的人均捐款额高居世界各国华侨捐款的前列，除了新西兰未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战场外，还与良好的捐款氛围、持之以恒的组织宣传有关。

　　华侨的爱国之举、捐助之诚，也改变着侨居国对华侨的认识。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新西兰成为同盟国。新西兰华侨与政府、主流社会的关系变得友好密切。1942年10月，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PeterFraser）偕夫人参加华侨在首都惠灵顿开展的双十节庆祝活动。彼得·弗雷泽在演讲中谈到，他见到中国政府高层官员顾维钧、宋子文时，都曾盛赞新西兰华侨对于战时中国的热忱捐输。这是19世纪60年代国人到达新西兰之后，首次受到新西兰政府高层的重视与厚遇。华侨通过自身的爱国表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被歧视与被排斥的境遇，赢得了许多新西兰白人的尊重。此后，华侨可以在更受信任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这对华侨改善生存环境、将新西兰视为安居乐业之所有很大帮助。

　　彼得·弗雷泽

　　生活：从游子到家庭

　　华侨入境时，新西兰政府规定每人需缴纳高达100英镑的人头税，所以一般只有男性单独前往新西兰，没有挣钱能力的妇女不会随行。基于中国传统家庭男女之间的分工，女性也往往需要在家乡承担侍奉双亲、养育子女的责任。男性华侨在新西兰努力挣钱，定期汇款回家。他们最期盼的一件事，便是早日衣锦还乡。有的华侨在新西兰立足后，会接自己的弟弟和已经成年的儿子前来，为的是赚取更多的钱养家。令人唏嘘的是，夫妻儿女常年不能团聚，万里遥寄相思，新西兰华侨饱受着孤单寂寞的精神之苦。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局面。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附近侨乡也陷入战乱之中。华侨身在新西兰，心里却无时无刻不惦念家乡亲人的安危。1939年，在几位新西兰白人传教士的呼吁下，新西兰政府终于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同意249名华侨妻子及244名未成年子女前来新西兰避难。这些人的身份是临时难民，除了缴纳200英镑的保证金外，还规定只能在新西兰居住两年，到期后必须返回中国。所以，他们获得的居住签证，一般就叫“难民纸”。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新西兰和中国成为盟国，而且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这批难民被允许继续留在新西兰。1947年，新西兰政府总理彼得·弗雷泽宣布三类华人获得长期居留权：第一，1939年以难民身份迁入新西兰的华工妻儿。第二，他们在新西兰新生的婴儿。第三，暂准居留华人及持学生证而居留新西兰已五年者。这样，一共有1323名华人得到永久居留权。

　　早期华侨来新西兰开矿淘金时的住所

　　1939年华人妇女及儿童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新西兰华侨社会的结构，华侨重获家庭的温暖。更重要的是，华侨不再把自己看作新西兰的暂居者，而是作为侨民在新西兰落地生根。妇女们到达新西兰后，虽然有语言、环境等方面的不适应，但多喜欢新家园的整洁和安定，不需要再过盗贼时起、担惊受怕的日子了。华侨单身一人时，吃住因陋就简，随着妻子儿女的到来，他们开始建造屋舍，更加重视饮食、关注学校教育等。

　　战时华侨的经济生活也获得改善，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美军驻扎在新西兰，其蔬菜水果的供应多依赖华侨。华侨经营的菜园、果蔬店生意日见兴隆。由于战时劳动力紧张，华侨只要勤劳肯干，都能在农场或者果蔬店中找到一份工作。很多果蔬店因为雇工不易，或者为节约开支，需要年幼子女在课余帮助料理店务。

　　政府在战时实行的价格统制，也涵盖蔬果业，这关系到华侨的切身利益。因蔬菜水果的生长过程与天气密切相关，保鲜不易，所以蔬果的价格需视具体情况有所调整。早在1929年时，新西兰果蔬种植业者已成立全国范围的统一组织，华侨一般称之为西农会，因为各区派出的代表以白人为主，只有黄咏沂等两三位华侨参与。所以西农会在讨论问题时，华侨的诉求往往被忽视。黄咏沂与时任中国驻新西兰总领事汪丰、副领事余职慎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包括新西兰全体华农的组织。1943年1月，新西兰华侨农业会举行第一次全属代表大会，设总会于惠灵顿。该会由总领事汪丰及新西兰政府农务部长罗披士担任名誉会长，华侨领袖黄咏沂担任会长。华侨农业会成立后，与政府相关部门和西农会接触，解决了蔬果成本价格问题，侨农被允许购买汽油等，保障了侨农的利益。

　　侨届精英

　　抗战时期，新西兰华侨在爱国捐款与改善自身生活等方面的进展，与侨界侨团的领导者和热心支持者密切相关。刚到新西兰的华侨，往往由于知识程度低下、不懂英语而未能组织起来。经过数十年的工作与融合，很多华侨在语言、经济与组织能力上有一定发展。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余职慎、赵国俊、郭期颐、杨汤城、周耀星、黄咏沂等。以下将略述余职慎和杨汤城两位华侨的事迹。

　　余职慎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格兰人。他从小丧父，母亲将他和其他兄弟姐妹带回广东抚养。余职慎少年时代在新西兰和中国两地生活，熟悉中英两门语言及风俗人情。1901年，年满20岁的他进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担任秘书工作。此后担任代领事、副领事和领事等职务，在使馆内服务长达三十余年。他为人儒雅有风度，又热心侨务。在抗战期间，余职慎协助总领事汪丰开展工作，卓有成效，获得华侨的尊重和爱戴。抗战结束后，新西兰华侨筹置华侨会所，余职慎捐款1000英镑以为倡导。会所落成后，众人将大礼堂命名为“职慎堂”，表彰他长期为新西兰华侨所做的贡献。

　　余职慎祖居外景，台山政协网/授权

　　杨汤城14岁时随父亲来到新西兰，先读书，后在父亲、叔父的果蔬店帮忙。商店打工的日子十分忙碌辛苦。为了多做生意，店里早上6点就开门，一直经营到夜里12点。1927年，杨汤城加入国民党，逐渐成为侨界的活跃人物。他热心社会事务，1931-1933年回广东时，还在家乡番禺创办了一所正规小学。1937年华侨联合会成立，29岁的杨汤城被选为首届执行委员。在1938年发生的华侨捐款风波中，杨汤城跟随总领事汪丰到奥克兰分会做劝说工作，为解决相关纷争而四处奔波。在抗战时期新西兰华侨的个人捐款中，杨汤城以698英镑名列前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回到祖国投资创业，并投身于侨务工作。晚年，杨汤城口述《新西兰华侨史》一书，让国人对新西兰华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有了更生动直观的了解。

　　抗战时期的新西兰华侨，慷慨解囊、为国分忧，他们大多是普普通通的果蔬种植者、小店主、工人，涓涓细流汇成河，创下捐款佳绩，赢得侨居国民众的尊重。他们在战争中守望和平，迎来家庭团聚，一心一意勤勉工作，逐渐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可以说，新西兰华侨中没有像陈嘉庚这样有名望的、为世人所熟知的华侨，但是静水深流，他们以小人物的努力，展现了历史细处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