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阿普子诗，三农学者、运营专家、智库研究员，曾任大连海洋大学中国东北方向一带一路开发研究院研究员，硕导，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现任浙江大学生态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浙江立严智库特聘研究员，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专委会委员、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核心专家等。长期关注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生态营建、区域社会发展与乡村振兴、陆海大通道建设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要：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是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本文以2026年初两场高规格学术论坛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黄益平、高培勇、刘俏、卢锋、王一鸣等学者的核心判断与既有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指出现有分析多聚焦于单一经济变量而缺少统摄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生态视角”的分析范式——将消费置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嵌套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加以审视。研究发现：消费萎靡不是独立的经济变量失灵，而是整个社会生态活性下降的“温度计”式表征；“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与“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惯性相互强化，构成了消费困局的深层生态机制。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从“刺激消费”转向“活化生态”——在收入分配、社会支撑、生产供给、消费场景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实现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与生产共生型经济”的系统转型。

关键词：居民消费率；生态视角；供强需弱；扩大内需；社会生态

    2026年1月17日，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届论坛以“内需主导，聚力增长，开启‘十五五’新征程”为主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在题为《促消费：关键是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的演讲中指出：当前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突出，关键症结在于消费偏弱；消费需求不足呈现“量增价降”交织的特征，主要源于预期偏弱与信心不足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压力已经从“能不能生产”转向“有没有人买”，需求不足成为更突出的制约因素，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²。

同年4月9日，长安讲坛总第438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受邀发表题为《“供强需弱”宏观格局下的政策思路》的演讲。他作出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判断：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易冷难热、供强需弱”的特征³。

从“内需主导”到“供强需弱”，从“消费偏弱”到“易冷难热”——学者们的判断高度一致。而黄益平的追问则更为尖锐：为什么我们喊了这么多年“促消费”“扩内需”，消费问题却始终未能根本解决？三十年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几乎出现在每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规划中。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⁴。政策文件年年提，现实数据年年“稳”——这种落差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时代之问。

这个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背后既有认知层面的偏差，也有落实层面的困境。

从认知层面看，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就消费谈消费”，把消费视为一个可以独立“刺激”的变量。于是政策工具箱里装满了消费券、补贴、促销活动——这些手段当然有它的作用，但始终停留在“扬汤止沸”的层面。水开了就浇一瓢凉水，却始终没有触及灶里那堆过旺的柴火。我们把消费从整个社会生态中剥离出来，试图用消费端的刺激去解决生产端和分配端积累多年的结构性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上的错位。

从落实层面看，“重投资、轻消费”的路径依赖根深蒂固。从过去15年的数据看，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我国来自投资（资本形成）的贡献平均在40%以上，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³。黄益平在长安讲坛上剖析了“供强需弱”的深层成因：公共部门的超高储蓄、要素市场扭曲导致要素价格低估、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劳动力工资水平被压低，再叠加房地产、人口老龄化、地方财政压力等多重风险因素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则从体制角度指出，消费偏弱与我国公共部门资源的传统配置方式有关——为实现科技和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公共资源长期侧重投资于供给侧能力建设，这内生地导致了最终消费的相对不足⁵。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悖论：促消费政策年年加码，消费率却始终在低位徘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20年的37.9%上升至2025年的40.0%⁶。但横向比较令人警醒。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2023年全球居民消费率均值为56.6%，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2%，中国则仅为39.1%⁷。在全球149个经济体中，中国居民消费率排名倒数第10。每100元GDP中只有不到40元用于居民消费，这个比例比全球平均少约17个百分点。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40%，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6至8个百分点⁸。

既然老办法解决不了老问题，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大多从经济结构、价格机制、分配制度等单一维度切入，那么生态视角则把这些分散的线索统摄到一个整体框架中来审视。它让我们看到：消费不是发动机，而是温度计；不是自变量，而是被决定的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从货币量看，居民消费率不到GDP的40%，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实物量看，居民实际消费规模可观，人均蔬菜消费量达到美国的3倍，人均蛋白质摄取量已超过美国与日本⁹。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低价格与消费结构失衡。中国生产了全球65%的电动汽车、70%的手机、85%的空调压缩机⁹。强大产能带来了低价，但低价压缩了企业利润，利润不足限制了劳动者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偏弱又抑制了消费能力提升——刘俏称之为“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⁹。

黄益平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机制的运行方式。他指出，电商平台“全网最低价”策略盛行，表面上让消费者占了便宜，实则可能引发“柠檬市场”效应。诺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曾以二手车市场为例揭示这一机制：买家无法判断产品质量时只能依据价格决策，结果是高质量产品被逐出市场，价格和质量双双走低¹⁰。同样道理，“全网最低价”的营销策略会使得价格高一些的产品失去市场，供应商被迫追求更低的价格，而这往往以降低产品质量为代价。这样的低价内卷不但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则从另一个维度补充了这一分析。2026年3月，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指出，2025年全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已达46.1%，“十四五”期间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高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1.7个百分点；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该比重已接近60%。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美国服务消费占比约69%、日本约57%¹¹。服务消费不足，意味着消费升级的“天花板”被提前压低。与此同时，王一鸣还指出，当前我国公共服务支出相对于OECD国家来说大概要低10个百分点，相关资金更多投向投资领域；若将这部分资源优化配置至公共服务领域，将对提振服务消费形成积极拉动作用¹²。

这些现象单看似乎是各自独立的市场失灵，但放在生态视角下，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根源：整个社会生态的活性在下降。

当生产端大量资源被锁定在与民生消费脱节的重资产领域，当分配端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偏低——2025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仅为43.5%，显著低于6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¹³——当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消费不可能独自繁荣。它就像一个温度计，水温多高它就显示多高，你无法通过敲打温度计来让水变热。

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更加直观。消费从来不是一道“意愿题”，而是一道基于现实约束的“生存算术题”。这道算术题由几个基本变量决定：收入预期——未来能不能持续挣钱、敢不敢花钱；消费价值——这东西值不值得买；消费能力——手里有多少钱可以花；社会支撑——看病养老有没有兜底。高培勇的判断与此一致：消费本质是收入和财富积累的函数¹。当收入减少、社会支撑不足、未来预期不稳，理性的选择必然是压缩开支、增加储蓄。黄益平在长安讲坛上也强调，提振消费需要“有钱可花”和“有钱敢花”——前者是收入问题，后者是信心问题³。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收缩会形成螺旋：大众收入减少→基础消费萎缩→业态大量消亡→消费场景减少→整体消费活力进一步下滑→更多人收入受损。穷人和富人并非处于对立的消费阵营，而是同处一条正在干涸的河流。

看清了病灶，解决方案便呼之欲出。

真正要解决消费困局，不能只盯着消费这一个环节，不能只催大家消费——这既没用，也不公平。关键是要活化整个生态，让老百姓有收益、有信心、有保障。具体来说，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协同发力：

在收入分配层面，要让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刘俏建议，政策应优化GDP核算导向，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率考核指标；通过分配制度改革、财产性收入提升、新型城镇化等举措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⁹。卢锋则建议通过一至两个五年规划期的努力，将我国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提升5至10个百分点⁵。黄益平建议更大力度地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增强居民的保障水平和消费信心³。

在社会支撑层面，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让老百姓敢花钱而不是被迫存钱。黄益平在长安讲坛上指出，当前居民储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他建议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帮助各类微观主体修复资产负债表³。王一鸣也建议，将过去按惯例用于项目投资的部分资金转用于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¹²。

在生产供给层面，要培育差异化、高品质的供给能力，让生产真正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而不是为了GDP堆积产能。黄益平指出，服务消费明显不足，有很大的潜力可挖³。王一鸣也认为，“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¹¹。

在消费场景层面，要培育丰富的消费生态，让不同层次的需求都有处可去、有物可买、有服务可享。

“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⁴。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列为重点任务，强调“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政策并举，推动消费持续增长”¹⁴。这些政策方向与“活化生态”的框架高度契合。

当这四个方面协同改善，“不能消费、不敢消费、不愿意消费”的困境便会逐渐消解。当人人有事做、有钱赚、有保障、有盼头，消费便不再是需要“刺激”的问题，而是生态活力自然流淌的结果。

回到黄益平在长安讲坛上的追问：为什么消费喊了这么多年，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答案就在“生态”二字之中。消费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刺激”的变量，而是一个被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塑造的结果。在一个长期以生产为中心、以投资为引擎的系统中，消费天然处于被挤压的位置。不从系统层面调整资源配置的逻辑，不打破“重投资、轻消费”的路径依赖，任何单项的消费刺激政策都如同向一片盐碱地浇水——水会渗走，地不会变绿。

扬汤止沸，水永远沸不止。釜底抽薪，灶里的火才能真正调成温火慢炖的持久暖意。 这个“抽薪”，就是打造一个良性的、共生的、共赢的社会生态。当这个生态真正建立起来，消费不需要任何人来呼吁——它会像春天里的溪水，自然流淌起来。

[1] 高培勇. 促消费：关键是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R]. 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北京大学, 2026年1月17日.

[2] 刘世锦. 扩大消费、贸易平衡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R]. 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北京大学, 2026年1月17日.

[3] 黄益平. “供强需弱”宏观格局下的政策思路[R]. 长安讲坛总第438期, 清华大学, 2026年4月9日.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A]. 2025.

[5] 卢锋. 中国经济的下一站是“消费大国”[N/OL]. (2025-11-17).

[6] 国家统计局.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消费市场扩容升级 商贸流通焕新提质[R/OL]. (2026-06-04).

[7]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023年全球居民消费率数据[DB/OL].

[8] 王敏.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公开演讲[R]. 2025年6月.

[9] 刘俏. 如何提升居民消费[R]. 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北京大学, 2026年1月17日.

[10] 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3): 488-500.

[11] 王一鸣. 服务消费有望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R].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消费增长的新趋势和新机遇”专题研讨会, 2026年3月22日.

[12] 王一鸣. 2026年中国经济迎四大机遇，应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R]. 国是论坛2025年会, 2025年12月16日.

[13] 多家媒体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EB/OL].

[14]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A].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