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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下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变化：
虞夏商时代传说有1350万人；西周成王时代传说有1371万人；战国3550万人；秦朝2650万人；西汉5850万人；东汉5600万人；三国2650万人；西晋3600万人；南北朝4000万人；隋朝4500万人；唐朝9000万人；五代十国3200万人；北宋1.21亿人；南宋1.32亿人；元朝8660万人；明朝2.15亿人；清朝4.32亿人。
数据来自网上。网上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数据并不统一，也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只要制度运行良好，带来持久的和平，就会加快生产力发展，加快人口增长；只要制度出了问题，就会出现战争和乱世，阻止和破坏生产力发展，导致人口不增反降，甚至锐降。
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叫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干脆来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制度才是恒久的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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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把炎黄二帝到大禹时代的部落联盟称为虞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从古至今，世界所有的部落联盟都是一票否决制，只有中国的部落联盟一开始就废除了一票否决制，实行了类似于专制国家的集权制，当然就具有了国家的性质。
那么这是退步还是进步呢？当然是进步！如果没有这个进步，大禹治水都治不了。
大禹父亲鲧的治水之策是“堵”。他为什么要堵？估计很多中下游的部落向他告状：“我们已被洪水淹得很惨了，上游的部落还任由洪水滚滚而下，不只是淹了我们的粮田，连我们的房子也淹了，我们还怎么活？”鲧无奈，当然只有拼命组织上游的部落“堵”。
大禹的治水之策是“疏”。假如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个中下游的部落坚决不同意疏，为此不惜与上游部落一战，大禹治水就卡壳了。只有集权，大禹先说服，说服不了就强制推行，大禹治水才能成功。能成就大禹治水的制度，当然是进步的制度，也是起到了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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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虞朝只是改变了决策机制，部落首领还是民主推选，各部落土地也都公有，那么实行分封制的夏朝就不同了。
关于“分封”，《礼记·王制》中说：“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者，不合于天子，附属于诸侯，曰附庸。”意思是天子拥有的领土千里见方，公爵、侯爵诸侯百里见方，伯爵诸侯70里见方，子爵、男爵诸侯50里见方。领土不到50里者，也就是那些乡村规模的诸侯国，达不到天子分封的标准，只能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
这意味着夏朝与虞朝比，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天子（即王朝的王），以及各诸侯国的国君，我们统称之为帝王，不再由民主推选了，而实行世袭制。二是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土地，既公有（国有），又实际上由帝王私有了。一句话：王朝和各诸侯国，由全民公有变成了帝王一家私有了。
这种制度是进步还是退步？古希腊、罗马由部落进化到国家，仍然坚持民主制度，从欧洲将古希腊、罗马文明定为现代文明源头的标准来看，中国夏朝当然是退步。但事实上，古希腊、罗马才是退步，封建制的夏朝建立才是进步。
关于古希腊、罗马为什么是退步，后面再详细论述，这里只简要论述一下封建制的夏朝建立为什么是进步。
首先必须明白，那是一个由公有制开始向私有制进化的时代，那么检验制度的优劣，只能看谁的制度能更理性、更有序地推进私有化，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
那么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比较一下：
一是“一家之天下”与“多家之天下”。
封建制自然是“一家之天下”，只有帝王一家及其皇亲国戚能从国家获得最大好处。但与此同时，帝王的家事即国事，帝王必须竭尽所能治理好国家。因为国祚越长，帝王一家及其皇亲国戚获得最大好处的时间也越长；反之，国家灭亡，帝王一家及其皇亲国戚不只是会失去所有的好处，甚至会失去身家性命。因此，帝王都会把国事放在第一位。例如，帝王会尽量任用德才兼备之人，绝对不会为了家族小利去卖官而牺牲国家大利。
民主制自然是“多家之天下”，其弊端至少有四：其一，公有制的部落时代选民无私心，当选的多是德才兼备之人；私有化的国家时代私心作祟，不择手段争权夺利之人最容易当选。其二，帝王竞选要过选帝候的选举关，非常复杂，竞争激烈，异常残酷，轻则会导致派系对立，重则会导致国家分裂甚至战争。其三，帝王及其亲信大臣任期内会把自己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任内会拼命捞取好处，帝王甚至会卖官。其四，每一任帝王，其家族及皇亲国戚都会大富大贵，那么不缴税的大富大贵家族会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则会因为负担越来越重而越来越穷。
二是土地“有序私有化”和“无序私有化”。
先说中国的土地“有序私有化”。夏朝的土地既国有又实际上属于帝王私有，这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分封给贵族以后，就属于贵族私有了。关键是世袭制，封了一个贵族，他的后代就都是贵族。贵族越多，需要分封给贵族的土地就越多，老百姓不但对此有怨言，帝王实际上是将自己私有的土地过多地分封给了贵族，也心疼呀！所以，帝王会尽量少封贵族，除非谁真为国家做了贡献，立了大功，不得不封，才封。
当然，再少封贵族，也有本国土地不够分封的时候，这就必须掠夺相邻国家的土地作为分封土地。掠夺之途有二：一是强迫邻国割让土地，二是干脆灭掉邻国，总之都得打仗。要打仗，就得计算胜负风险和战争成本，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诉诸武力。实在要诉诸武力，也尽量选择那些小国、弱国和不实行德政、老百姓有怨言的国家诉诸武力。这就迫使各国都强国，都实行德政，因此仗越来越难打。仗越难打，越只有少打。
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土地私有化充满了理性，越有理性也就越有序。此外，因为尽量少封贵族和少打仗，才使中国土地私有化过程长达1849年！要知道，中国从分权式封建制统一到集权式君主制统一，不是1849年前就人为设计好了的，而是分封制土地私有化之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所决定并一步步推动的。
再说欧洲的土地“无序私有化”。欧洲进化到了私有化的国家时代，仍保留部落的民主制度，每一届的当权者，当然不敢去占有本国选民的土地，只有拼命发动战争去掠夺别国的土地。当权者既掌握了战争发动权，又掌握了战利品的分配权。每次掠夺所得的土地和战俘（奴隶），绝大多数都被当权者和将军们瓜分了。既然战争成本由国家在承担，战利品由当权者和将军们所得，那么就无论哪一届政府，都会把军事当作第一生产力，自始至终拼命对外扩张和掠夺，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的奴隶数量远超公民数量、民主罗马反而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的原因。
欧洲无序的土地私有化无疑是恶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不可能促成欧洲统一，只会导致欧洲分裂和古希腊、罗马永久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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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从虞朝到夏朝，“全民天下”变成了“一家天下”，不可能风平浪静。
大禹仍然按惯例，将王位禅让给了伯益。伯益也按惯例，假意避让，将王位推让给大禹的儿子夏启，然后等着夏启也按惯例不接受，没想到夏启接受了。于是开战，伯益战败被杀。夏启死后，其长子太康继位。有穷部落的酋长后羿废了太康，但没敢直接篡位，而是立太康的弟弟仲康为王。仲康莫名其妙死了，后羿正式夺了夏朝的王位。后羿的亲信寒浞又杀了后羿，夺得了王位。最后是夏启的曾孙少康在舜的后代有虞氏等部落的帮助下，打败了寒浞，夺回了王位。夏朝从太康到少康，经历了大约100年的混战，才有了“少康中兴”。
舜的后代有虞氏等部落之所以要帮助少康，是因为夏王朝的世袭制不能稳定下来，谁都可以夺权，各诸侯国的世袭制也稳定不下来，也谁都可以夺权，导致夏王朝和各诸侯国实际仍然停留在部落阶段。
“少康中兴”之后，夏朝实际就进入了老子最向往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阶段。孔子呼吁“兴灭国、继绝世”，也恐怕是要兴这一阶段被灭的国家，继这一阶段绝后的世族。虽然并不知夏朝有多少诸侯国，但包括乡村大小的“附庸”诸侯国在内，号称万国一点也不夸张。老子和孔子生于春秋乱世，怀念小国众多、世外桃源般的中兴之后的夏朝，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前面说过，“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意味着各诸侯国各自封闭，自给自足，没有商品化生产和商业贸易，没有资本化和私有化，粮肉变不成财富，财富成不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必须永久停下来，甚至必须倒退。尽管生产力不倒退，古代中国人可以长久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自给自足生活里，但是落后就要挨打，这种“世外桃源”千年以后，必然会被外来入侵者彻底摧毁并瓜分掉。
所以，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决定了短暂的“世外桃源”之后，夏朝的制度第一生产力还是要推动灭国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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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朝将制度升华为第一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七个方面：
一是“商”。商人部落善于经商，靠经商发家，也就是靠把肉粮蛋乳等农产品变为财富、将财富升华为第一生产力后进一步发家致富，后人才称他们为商人，商国也才在夏朝众多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有实力灭夏后取而代之。
二是“德”。三个名扬华夏大地的故事，就知道商人其实不是靠“商”得天下，而是靠“德”得天下。
故事一：商要灭夏必须先强大自己，而强大自己首先就靠灭国。古人信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也就是祭祀和军事。商的邻国葛国国君葛伯不按时祭祀，商汤便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说穷，没有牲口作祭品。商汤便送了牛羊祭品给葛伯，但葛伯却把牛羊杀掉吃了。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没有粮食，拿什么祭祀呢？商汤便派人帮葛伯耕田，并由商人自己给耕作的人送酒送饭。没想到葛伯抢走了酒饭，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商汤便借此出兵灭了葛国，并顺便攻取了附近几个“附庸”国。商汤灭国以“德”，诸侯们不但无人反对，反而有人称颂。
故事二：一次商汤来到郊外山林中，见一个农夫正东西南北四面挂网捕鸟，商汤对他说：“只有夏桀才会一网打尽！这太残忍了！”商汤让人撤掉了三面网，只留下一面网。他对农夫说：“对待禽兽也要有仁德之心，不能捕尽捉绝，不听天命的，还是少数，我们要捕捉的就是那些不听天命的。”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很快在诸侯中传开了，诸侯齐声称颂商汤有仁德。
故事三：商国发生大面积七年之旱，商汤亲帅大臣祭祀求雨，但仍然无雨。负责占卜的官员说，看来用牛羊作祭品不行了，一定要用最高等级的祭品——人。人祭就是将活人放在柴堆上焚烧。商汤拒绝了。他说：“我祭祀求雨，本是要让人们幸福地生活，怎么能焚烧人呢？如果真要烧死人才能感动上天，那就烧死我吧！”他说完毅然爬上了柴堆。这时大雨才倾盆而下，阻止了商汤自焚。人们用歌唱颂扬商汤的德行，这歌唱就成了后世的“汤乐”。
当商汤的德行传遍天下，与夏桀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商朝灭夏取而代之，也就是顺天道应民意了。
三是“人才”。从商国到商朝，先后用了奴隶出身的伊尹，犯人傅说、女人妇好等众多人才。在世袭制用人的机制下，商代能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用人才，实在难能可贵。
四是“井田制”。井田制类似于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包田到户，公田私种，确实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属于开创之举。
五是“甲骨文”和竹简。甲骨文和竹简无疑是汉字和汉文化发展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对促进古代中国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六是“城市文明”。商业繁荣必然促进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和城市文明发展。商朝的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大，产量高，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商代已有大小月之分，规定366天为一年。甲骨文中，有大致3万的数字，有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概念。光学知识也在商代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最大的成就，也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纪日方法。商朝甲骨文中保留了我国最早的观测日食、月食和发现新星的记录。所以，商朝才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成了当时世界上城市文明发达的国家。
七是“军事”。夏商周时期，中国西、北、东三方存在很多方国，称之为羌方、土方、鬼方等等。它们都是少数游牧民族，其中的鬼方极有可能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雅利安人游牧部落，只不过其比蚩尤晚、比匈奴早而已。这些方国不断侵扰华夏民族。商朝的军事力量显然强于夏朝。商朝灭掉了羌方、土方等方国，扩大了商朝的面积。用整整三年征服了鬼方，使之成了商朝的盟国。慑于商朝军事力量的强大，更多像鬼方这样的方国，再不敢侵扰商朝，只能与商朝和平相处。
总之，从夏朝到商朝的改朝换代，是制度更进一步成了第一生产力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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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灭商才是最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导致必须全面建立新制度，对旧制度不是废除，就是作重大修改。
周文王姬昌启用姜子牙，姜子牙首先帮助姬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例如，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九一租税制”，即农人租公田，只缴纳1/9的税。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也分地，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且子孙可以承袭。这样，既促使农人在官田上努力生产，又促使官吏努力经营自己的私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再例如，对商人往来不收关税，对罪犯妻子不连坐，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姬昌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
此外，姜子牙的《六韬》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姜子牙因此被后世称为韬略鼻祖、武圣。
周武王姬发在姜子牙的建议下，观兵孟津，会八百诸侯，打败了商纣王，西周夺得了商朝的天下。
要知道，夏商两朝灭掉的主要是小诸侯国，周灭商灭掉的可都是大中诸侯国，加上纣王因酷爱土地而拼命掠夺，商王朝直接拥有的土地也非常多，所以这次的改朝换代，几乎是重新分封全商朝的土地。
周朝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块广大的土地，称为“王畿”，由周王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所有土地则全部分封。新分封的诸侯国面积很小，二三十个诸侯国联合在一起，也没有王畿大，各诸侯国像群星捧月一样，环绕王畿。诸侯国国君对国内的平民、奴隶具有绝对的权力，对周王则每年要到首都觐见并进贡。当周王对外作战时，各诸侯国的国君都要率领部队，听候调遣。
这是第一次分封，分封的周王兄弟之国有15个，姬姓之国40个。周公东征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分封诸侯。这次分封的71国之中，姬姓子弟就占了53人。被封的大小姬姓诸侯，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姜子牙被分封在齐国，他是功臣贵族的典型代表。纣王的儿子武庚被分封为商候，他是前朝最有影响大贵族的典型代表。不过，武王把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分封于商国的周边监视武庚，这就是“三监”。
由于战俘太多和失去土地的人太多，奴隶自然暴增，所以西周真正进入了阶级分明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因此发生明显三大变化：
一是宗法制确立。周王最为尊贵，其次是贵族，包括诸侯（各封国君主）、卿（政府最高级官员）、大夫（政府次高级官员）、士（武官）。再其次是平民，即自由民，被称之为“庶人”。最低一级是奴隶。
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把王和贵族所有的儿子分为“嫡”和“庶”，只有嫡长子才是唯一继承王位和贵族爵位的人。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龄大、有才能，也不能继承，这叫“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假使嫡长子死了，则由嫡长孙继承。如果嫡长子没有留下后代，那么嫡次子才有可能继承。
周朝建立的这个宗法制度，防止了帝王、各级贵族对王位、爵位和财产的争夺，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被历代王朝采用。
二是确立以“礼”规范社会等级、以“乐”调和人际关系的制度体系。建立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通过严格礼仪区分不同阶层在衣食住行仪式中的行为标准，再配合以音乐等级，例如天子用四面乐队，诸侯用三面乐队，士只能用一面乐队。再通过法律与教化和设置专职机构管理，使等级制度越来越巩固，越来越严格。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奴隶永远是奴隶。如果不安分守己，企图逾越已定的界限，就是违犯了法律，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同时也违反了礼教，要被人所不齿。
三是形成了乡遂制度。通俗的解释，就是王城和诸侯国都城，城郊以内为六乡，是“国”的本义，居住的都是平民（自由民），称为国人；城郊以外为六遂，居住的都是野人，野人中自然以非自由民（奴隶）为主。如果发生战争，当兵打仗的自然都是国人，野人只有搞后勤的资格，因为把武器交给野人实在不放心。于是，过去全民皆兵的战争，变成了贵族与贵族的战争，这是阶级分明以后的必然结果。
好在，一者，在周公、周成王和西周前期，因为各项制度及法律的健全与完善，加上能够持久的实行仁政和德政，西周的经济是繁荣的，经济基础是稳固的。例如农夫（奴隶），虽然五家组成一个“比”，五“比”组成一个“闾”，四个“闾”组成一个“族”，五个“族”组成一个“党”，五个“党”组成一个“州”，五个“州”构成一个“乡”，这种乡党制度让奴隶外出不自由，但是奴隶仍然是在以家庭为单位自由种地，粮食收入除留够家人吃的以外，原来是交给国家，现在是交给奴隶主，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农业生产是稳定发展的。二者，由于西周最大面积的领土是“王畿”，最多的诸侯是姬姓诸侯，加上中央王朝对诸侯的统治，已有点类似于后来帝国中央对郡县的统治，所以西周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如此，强盛的西周才敢于讨伐鬼方并灭了鬼方，周王朝的西北边境因此得以安宁。
从商朝到西周制度变革力度最大，为什么夏朝能运行470年，商朝能运行554年，西周反而只运行了276年，并且导致周王朝会进入长达515年的东周战乱时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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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终结有内外三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土地由分封私有化变成了法律和买卖私有化，这反而动摇了西周的经济基础。
夏商两代，贵族的土地是国王或国君分封的，分封的私有化土地，只有政治保证，并无法律保证。诸侯不服从王命，会被“削地”；贵族犯了罪，会被“夺田”。国家灭亡了，无论公有土地，还是已分封给贵族的私有土地，都会变成胜利者国家属于国君所有的土地，土地性质实际上又国有化了，即公有了，只有再经过国君分封才重新私有。
所以西周才能将商朝的大部分土地进行分封，但这次分封有了两点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变化：一是法律规定贵族永远是贵族，这意味着贵族得到的分封土地，也永远是自己的了，并且有了法律保证。二是嫡长子继承制，继承的不只是爵位和当官的资格，还有国家和家族的财权，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理财、聚财了。
随着西周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了。于是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民间商业贸易日益活跃，乃至出现了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贵族，很多非贵族却成了大富之家。二是贵族或私下新开垦土地，或挖空心思讨好国君、国王，哄得他们一高兴就随时分封土地给自己。这两点，大大加快了西周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要知道，贵族私有土地不缴税，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公有土地，因此西周富有之家日多，国库却日益亏空，乃至周厉王不得不重用专利的荣夷公。荣夷公把民间赖以谋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种行业，全部改由政府经营。这种公然与民争利的行为，激怒国人赶跑周厉王长达14年，这14年由两位大臣定期主持贵族会议，直到周厉王死在外面，大臣们立太子继位才结束。这是中国第一次“共和行政”，发生于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史籍记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西周的经济基础既然动摇了，此后的财政状况当然是每况愈下。
第二大原因：西周的两大政权基础也动摇了。
西周的两大政权基础为：一是比夏商两朝大得多的“王畿”，二是拱卫“王畿”的108个姬姓诸侯国。因此，西周政权实际上是由封建制政权向君主制政权的中间过渡政权，周王的权力虽然小于秦朝以后的历代皇帝，但是大于夏商两朝的王。
但是，随着土地法律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快速私有化，“王畿”政权基础逐渐动摇了。至于108个姬姓诸侯国，其实早已徒有虚名而已。
刘邦在840多年后建立汉朝时，异性不王，只封了太子之外的另外7个儿子为王。以为有7个王国拱卫，汉朝的江山就会万万年。但是恰恰是七国之乱，差一点葬送了汉朝。后来推行晁错“众建诸侯小其国”的建议，才消除七国之乱。所谓“众建诸侯小其国”，就是7国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有的儿子都平均继承，把7国分成了许多小国，才没有任何小王国有力量危及中央皇朝。
周武王和周公有先见之明，分封的108个姬姓诸侯国都是小国，其实早已实现了“众建诸侯小其国”。因此，别说108国与周王朝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就是不疏远，也既无力又无心拱卫周王朝。
但是这两大政权基础却给周王朝和108国都造成了错觉：以为108国与王朝形成一体了，强大无比，结果一是没了竞争压力，日益腐化堕落，二是日益骄横残暴。
最典型的就是周夷王烹哀公。哀公可是姜子牙的后代，是大国齐国的国君，周夷王只是感觉他对天子不敬，就将各国诸侯都召集到镐京，然后当着所有诸侯的面，将哀公扔进沸腾的大锅里活活煮死了。
异姓诸侯国当然压力越来越大，拼命强大自己以图自保。周昭王自幼生长在宫中，完全不懂世事，一定要南征去打那些强大起来的异姓诸侯国。在打楚国时惨败，连命都丢了。尽管周王朝对此讳莫如深，不敢公开战败和周昭王战死的消息，只在史书里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七个字，并煞有介事地说，因为楚王得到了一只珍贵的白雉要进京献给昭王，昭王才南巡的。但终久纸包不住火，周王朝的外强中干还是逐渐天下尽知。
第三大原因：外族入侵。
西周周边的少数民族，本来慑于西周的强大，都与西周保持联系，但并不敢轻易入侵西周。没想到周幽王会办两件荒唐事：一是莫名其妙废了王后，二是为了换宠妃褒姒一笑，竟然来了个烽火戏诸侯。被废王后的父亲是申国的国君，他听说女儿被废后，便联合犬戎进攻镐京，邻近诸侯因为被骗过一次，见了烽火也无一来救。结果，镐京城破，周幽王被杀，犬戎不但将镐京洗劫一空，还放火把镐京烧成了废墟。继位的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从此周朝进入东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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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看长达549年的春秋战国动乱战乱时期，为什么制度反而更成了第一生产力。
是的，封建制度本来是保守落后的，是要让生产力停止发展的，但是土地不断分封给贵族的私有化导致的灭国大战，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拼命通过发展生产力强大自己。
到了东周，最初夏朝的“万国”，只剩下140多个诸侯国，而且其中108个姬姓诸侯国和齐国、秦国等国，是西周王朝新封的。西周时期，中央王朝力量强，可以阻止灭国。到了东周，一者周平王东迁后管不了原来西边的“王畿”，把“王畿”大部分土地当作顺风人情，主要送给了护送他东迁有功的秦晋两国，东周拥有的土地方圆不足600里，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土地，力量更弱了。二者到了周桓王时与郑国交战，周桓王被郑庄公的部下射了一箭，东周王室从此就彻底沦为诸侯的附庸，当然就完全无力阻止诸侯之间相互灭国了。
于是必然出现春秋争霸战。当上霸主可不只是取代了东周天子的领导权，关键是诸侯国都得服从自己，更多的中小诸侯国得加盟自己。其中一些小诸侯国还得献土地给自己，最终小诸侯国不是明智地归附于自己，就是被自己武力灭掉。
当然，要争霸，首先得让自己变得最强大。
第一个霸主国是齐国。齐桓公重用管仲，管仲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先是“均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户，国家和贵族不再保留公田。其次是“分民”，就是一家一户独立生产，不再集体大规模耕种公田。第三是“分货”，就是农户不再耕公田出劳役，变为向国家或采邑主纳租税。第四是行政上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同时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贸易等，这不但全面发展了齐国的经济，国家税收也全面扩大了，齐国因此经济和财政迅速强大起来。管仲还推行了效果良好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官制改革等，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繁荣之后，他又建议实行了尊王攘夷的正确争霸策略，齐国才能九合诸侯，成了春秋第一霸。
宋国有恩于齐国，宋襄公在管仲和齐桓公死后，想借用齐国的力量争霸，但宋国国力太弱，既得不到诸侯国承认，又被楚国打败，争霸只能是黄粱一梦。
所以第二个霸主国其实是晋国。晋国是姬姓之国，开始并不大，后来一者得到了东周赏赐的“王畿”之地，二者向虞国借道伐虢国，灭了虢国后，回头又灭了虞国，通过灭小国和反击夷狄等外族，增加了不少土地。但是晋国宫室争权很激烈，公子重耳因此在外流亡19年。正是因为重耳饱受磨难，他回国继位成为晋文公后，才能强大晋国。晋文公又利用帮助平息了东周王朝的一场内乱，要周襄王赐给了晋国大片土地，晋国这时成了领土面积最大的诸侯国。与此同时，楚国因为控制了中原一些小诸侯国，便要利用齐国的衰落争霸，最终与晋国爆发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国，随后晋国与齐、宋等8国结盟，成了第二个霸主国。
秦国的始封君叫菲子，因为为周孝王养马成绩突出，被封于今天甘肃天水的秦地，并赐嬴姓，但因为不是贵族还不能称诸侯国，后抗击犬戎有功才被封为“西垂大夫”。再后来秦国帮周平王东迁有功，周平王将岐山以西的地区都赏赐给了秦国。秦国一者长期与戎、狄作战拓展疆土，二者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结秦晋之好等等，因此得以独霸西疆，但并未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第三个霸主国是楚国。楚国直到春秋初年，还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国都在今河南南部的丹阳。因为一直受周王室排挤，才被迫将都城南迁到郢，即今天的湖北江陵，但重点发展方向仍是北方。直到城濮之战惨败于晋国，才转而向南发展。
楚国地处江汉平原，自然条件良好，农业较发达。1977年，一座重6斤多的铸铁鼎在江汉平原出土，证明楚国当时已很好地掌握了高温的冶铁技术，西方各国直到14世纪才由块炼铁发展到铸铁阶段，比楚国晚了近两千年。铁器可以更大面积地耕作农田，这足以证明冶铁技术当时对楚国经济发展已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楚国统一了长江、汉水、淮水流域，南下打到了现今的云南地区，统一了南方部落，让华夏文明得以向南传播，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楚庄王因此有实力转而北向问鼎中原，最终伐宋称霸。到公元前589年，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诸侯，虽然此时楚庄王已去世，但是还是有12个国家参加，秦、齐等大国都到会，规模超过了齐桓公的葵丘之盟和晋文公的践土之盟。
此后中原地区的两大变化，让东南地区的吴越两国先后成为春秋第四霸、第五霸。
一是晋国中兴导致晋楚共霸。名为共霸，实则争霸更为激烈。这可苦了宋、郑、鲁、卫等所有的中小国家，它们只能两边讨好，两边进贡，甚至还得被迫献地。陈国干脆归附了晋国。没有归附的，当然也都衰落至极，离亡国不远了。
二是“富不过三代”定律，让先称霸的前三个霸主国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结果朝政都被大臣控制。大臣控制了朝政，当然首先要对外发动灭国战争，因为只有灭国掠夺到了土地，他们才能理直气壮要求国君将这些土地分封给他们。楚国因为建国最晚，楚王尚未完全丧失朝政，所以虽然每吞并一个小国，也把土地分封给了当权的王族，但是这些地方称为县，而不称为国，这当然就有了根本的区别。也许正因为这一根本区别，所以姜姓齐国变成了田姓齐国，晋国也“三家分晋”被三个大臣瓜分了，只有楚国自始至终没有改姓、没有被瓜分。
所以东南的吴国靠伍子胥，靠孙武，才能打败楚国称霸中原。越王勾践靠卧薪尝胆灭了吴国，成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个霸主国，也称霸中原。虽然越国春秋末期就衰落了，没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躲在东南反而被灭国最晚，直到公元前222年才被秦始皇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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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战国时期，灭国大战真的到了最后刺刀见红的时候。
首先，经过部落联盟时代和夏商周三代的共同文化教育，炎黄子孙在思想上统一意识更强烈了：华夏大地这个“天下”绝对不能分裂！如果说春秋时代尚有100多个诸侯国，大国只是争霸，还能勉强维持东周王朝领导下的“天下”统一假象，那么战国时代主要只剩下七大强国，如果七大强国各自苟安，放弃统一，那么“天下”只能一分为七，这是七国统治者和所有华夏民族的精英都绝对接受不了的！
其次，封建制度更成熟、更完善了，贵族也更多了，旧贵族的利益必须维护，新贵族必须继续得到“分封”，那么就必须继续灭国，否则哪里有土地分封给新贵族？
所以无论从天下统一来说，还是从分封制度来说，灭国大战必须进行到底。因此到此时已再无任何退路了：必须七国相互灭国，最终一国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这就是最后的刺刀见红。
战国时期因此出现了两个极其有趣的现象：
一是七国竞相招贤纳士，竞相改革，竞相谋发展，竭尽全力变法图强，因此战国时期反而是古代中国变化和进步最快的时期。
二是诸子百家争鸣最为激烈，百家的人才为了天下统一穿梭来往于各国，竞相推销自己的学说，以期大展宏图，建功立业，救国救民，名扬天下，留名青史。
这些变法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几乎所有方面，但是最核心的变法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变法，哪个国家能通过变法解决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哪个国家就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
唯有商鞅变法能解决这个最核心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商鞅变法为什么一定会花落秦国。
商鞅本名公孙鞅，据说是卫国国君的后裔，魏国人。魏国没有主动用商鞅，商鞅也没有主动向魏国推销自己。没错，那时七国都在招贤纳士，这就给了“士”自主选择的机会。那么商鞅为什么没有主动选择自己的母国，而一定要选择秦国呢？
魏国、赵国和韩国是“三家分晋”才建国的，都不会太大，统一天下先天不足。
燕国是姬姓之国，一者封建制度贵族化的包袱重，二者地处北地，长期被边缘化，到了战国时期虽然向东北辽东有所开拓，但是仍然难当统一天下的重任。
齐国率先称霸的高光时刻过了后，就陷入内耗难以自拔，乃至姜氏齐国变成了田氏齐国。姜氏、田氏的恩怨当然不可能彻底消除，所以国内关系错综复杂，难有大作为，也难当统一天下的重任。
楚国虽然是外姓诸侯国，但是相对而言毕竟建国较早，宗室既强大保守，又爱内斗，很多很好的变法在楚国都推行不下去，只能半途而废，所以商鞅断然不会选择楚国。
只有秦国，一者不是贵族出身，贵族化的包袱轻；二者长期经营并独霸西疆，不参入中原争霸，悄无声息地强大了自己；三者得到了巴蜀之地后，就更有了一统天下的本钱。所以，商鞅才百折不挠三次向秦孝公推销了自己。商鞅游说秦孝公，第一次说的是尧舜禹汤的仁义帝王之道，言未终秦孝公已睡着了，事后秦孝公还责骂了举荐商鞅的景监。5天后，在商鞅的请求下，秦孝公第二次接见了商鞅，商鞅这次说的是法家治国之道，秦孝公这次倒是耐心听完了，但是麾之使退，说：“客诚博闻强记，所言尚未适于用。”又过了5天，在商鞅的再三请求下，秦孝公居然第三次接见了商鞅。这次商鞅才说的是商鞅变法的内容。只说了个大概，秦孝公就听得勃然变色。秦孝公正听得来劲，商鞅却不说了，告辞而出，要秦孝公先熟思三日。
第二天秦孝公召商鞅来见，商鞅坚决谢绝了。商鞅并不是故意吊秦孝公的胃口，而是深知变法太石破天惊了，即令是秦孝公，如果不下最大决心，也是断然推行不下去的。第三天，秦孝公使人以车迎商鞅入见，殷情赐座后才情真意切地开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秦孝公全无倦色。之后，秦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谕群臣：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有违抗者，与逆旨同。
商鞅变法分两次施行，持续了18年。主要内容有：编定户籍，实行“连坐”；奖励军功，严禁私斗；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鼓励个体小家庭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全国普遍建立郡县制；统一秦国度量衡，方便税收和交换；“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这最后一点才是最核心的，就是把“井田制”的疆界消除掉，鼓励开垦荒地，土地全部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按照土地多寡征收税赋。这意味着土地私有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包括贵族的土地也得交税。
在此之前，秦国的许多土地被贵族占有，贵族不交税，还拥有众多奴隶，秦国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征兵打仗，都严重受制于贵族。所以，商鞅变法彻底动摇了封建制度，利益损失最大的就是贵族，难怪秦孝公一死，秦国贵族就把商鞅五马分尸了。然而，死刑越惨烈，越证明商鞅变法在当时有多么不同凡响！尽管商鞅被五马分尸了，但商鞅变法在秦国已不可逆转。正是这种不可逆转的商鞅变法，让秦国在130多年前，制度就在七国中最先进，真正成了第一生产力，所以130多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才能够灭六国统一中国。（未完待续）
作者 张国群